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打造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思考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会导致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都会引发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而每一次结构调整，又会为金融体系带来创造性的发展良机。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调已经明确，各省市也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在此背景下，重新思考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功能定位和战略布局显得尤为重要。

一、金融体系对于经济结构调整起着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增长9.8%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其驱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拉动。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外需急剧减少、出口大幅下滑；居高不下的投资率也使得过剩产能无法消化、投资与消费结构长期失衡的问题日加严重。因此，在出口和投资这两驾马车难以继续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时候，需要加大发挥消费这第三驾马车的作用，扩大国内需求。国家也相继出台了系列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和举措，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随着这些政策和措施的进一步贯彻落实，经济结构的转型必然会对金融体系提出相应的调整要求；反过来，也只有金融体系适应了内需型经济发展，这次转型才算取得正真意义上的成功。这都是由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所决定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此次经济结构转型的成败在于金融体系的调整。

直辖以来，重庆一直以投资驱动为主，投资率逐年攀升，已突破70%，明显超过了44%的国内水平和23%的世界水平，这对拉动重庆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产能过剩、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若再不进行结构调整，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会是一个考验。与此同时，国务院3号文件赋予重庆的13个黄金定位，把重庆的经济形态定位在都市经济这一范畴，但作为都市经济核心产业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三次产业比重为41%，与广州、北京等50%甚至70%的比例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随着此次经济结构调整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重庆服务业的比重应该还有上升的空间，有可能的话应该朝着“三、二、一”的结构发展。而这需要与其相匹配的金融体系支持。

因此，作为新型特区，重庆要释放其改革的能量，政策是一方面，而综合体现改革价值，凝聚各种生产要素的则是金融的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就应该从战略层面来设计和思考，培育出有利于扩大内需的新型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与之配套的金融体制和金融人才。

二、全力推进金融创新，形成系统化的金融中心架构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金融逐渐回归理性，以投资银行作为衡量金融中心实力的时代成为过去，取得代之的是更加注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关系。在重庆金融中心的演进之路中，也必须紧密结合实体经济的发展，使金融中心的基础和支撑更加坚实有力。两江新区的获批无疑是为重庆提供的最有利契机，这里有着与浦东、滨海相媲美的政策优势，是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第一平台，也将成为面向全球的重要物流中心，重庆应当用活国家级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强力推进和深化金融改革，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消费经济、总部经济和创新经济，力争早日建成长江上游的产业金融中心、金融创新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

此前，重庆提出了“三六三”的金融中心发展战略，明确了在金融种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方面的发展路径。在这三个方面中，金融市场建设具有更多的排他性，也是一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最显著标志，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金融机构的层次与数量。目前国内提出要建立国际、国内或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城市已多达28个，重庆要想抢占先机，必须借助国家对重庆的定位及政策倾斜，在完善金融市场方面率先发力。而在金融市场建设上上海、深圳等地先行一步，整个西部尚无一家实质意义上的金融市场，所以重庆只能拾遗补缺、错位发展，在金融市场建设的广度和深度上做文章，发展一些区别于上海、深圳等地的新兴金融市场。有了这样一个定位和思路，就要考虑各类新型金融机构的培育，构建相应的市场主体。

一是发展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资本市场是重庆的短板，上市企业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可以激活金融市场创新，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为非上市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引导、吸纳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源向重庆聚集。这一代表未来金融发展新方向的领域，重庆应该大有作为。

二是建立信贷资产交易中心。目前重庆银行主体数量达40家，不良贷款率只有1.3%，信贷总量增速超过40%，二级市场异地交易占比近90%，这些都反映出重庆已基本具备建立信贷资产交易中心的条件。此中心一旦建立，将会吸引金融资源向重庆集中，并且增加银行、信托投资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重庆乃至西部地区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三是设立两江新区产业开发基金。此轮结构调整，重庆任务艰巨，升级传统优势产业、提振壮大服务业、发展高新技术和低碳经济、加强科技研发创新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两江新区又是其中的重要战略平台，因此可以与金融机构合作设立大型的产业开发基金，专项针对支持产业给予资金扶持，推动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四是设立外向型产业开发基金。重庆要打造内陆开放高地，需要大力提高外向型经济比重，可以设立专项产业基金，支持外向型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促进这些企业在向内销转移的过程中进行技术和产业升级。同时还可利用此基金创新扩大出口信用保险和外商融资担保等有利于刺激外部需求的金融措施，以解决贸易伙伴资金短缺的问题。

五是引入消费拉动型金融机构。目前重庆乃至全国从事消费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只有商业银行和汽车金融公司，且不提供对于耐用商品消费以及旅游、教育等方面的信贷服务。重庆要发展都市经济，扩大内需，消费金融公司是一块必争之地，而且这对于建立银证保之外的另类金融中心来讲，也是丰富金融功能、完善金融体系的必要途径。

六是发展担保、信托、金融租赁、小贷公司。加上私募、风投、消费金融公司，这7类机构将形成一个区别于传统金融功能的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而他们又将与传统金融机构一道为不同的群体提供全方位、多渠道的金融服务，使重庆成为资金汇集的洼地、资金融通的枢纽。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不同的功能和定位，为相互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也为重庆金融市场的创新埋下了伏笔。

一是建立融入全球经济的金融体制。随着惠普、富士康、广达等项目落户和外资引进力度的不断加强，重庆与周边乃至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也越发加快，而配套的金融服务也需同步跟进。目前，重庆正在积极推进建立全国电子票据结算中心和惠普亚太地区结算中心，但从合作项目和地区看，我们还需要探索建立一个两岸的结算渠道，使金融后台服务中心的范围和功能更加完善。这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取得突破创新。此外，银行尤其是重庆本土银行的国际结算功能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是推进城镇投融资体制改革。此轮经济转型中，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农民转为市民所带来的直接消费需求以及由城镇化推进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重庆作为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和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巨大的政策优势，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条件也有能力取得率先突破。这其中除了需要户籍制度改革，还需要土地制度改革明晰土地产权，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城镇投融资体制改革来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流转。可以探索建立土地银行，打造一种全新的城乡统筹的投融资平台，全面盘活土地资产，调动农村土地生产要素；在两翼地区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地区性中小银行，改善区县和农村的金融环境；通过政策补贴和税收减免，引导担保机构加大对区县中小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等等。尤其在公租房建设和危旧房改造过程中，可以通过成立信托债券、产业基金等方式筹集资金，保证住房改革的平稳进行。

三、打造CBD金融核心功能区，引领金融中心建设

要使各类金融要素得以高度积聚，必须首先解决各类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积聚的物理空间。CBD金融核心功能区不但是金融中心的外在形象和品牌，也是金融产业布局必不可少的硬件平台。美国纽约华尔街、英国伦敦金融城，早已成为CBD金融核心功能区建设的成功范式。而国内上海依托陆家嘴，北京以金融街为着力点，也正努力打造格局特色的金融产业核心功能区，不断提升自身的“金融中心品牌”的影响力。 

当前重庆渝中区集中了全市50%以上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40%的证券营业部、75%的期货营业部和全部在渝外资金融机构，形成了功能辐射全市及周边地区的传统的金融组织体系，但开发空间有限的现实问题使其难以独担金融核心功能区的重任。而江北嘴是重庆中央商务区的硬核，也是两江新区建设的核心，还紧邻辐射力极强的保税港区，其区位、交通优势明显，发展潜力无限，各类新型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应以此为据点，加快发展。因此，重庆CBD金融核心功能区的长远规划应立足于积聚而非分散、定位于互补而非独立，通过创新合作机制、改善交通条件，提高政策衔接度，缩短时间、空间距离，使两大区域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成为传统与新型金融珠联璧合的整体。